一 环境历史及其方法论的原则
(一)人与自然相互理解的历史
世界环境的历史就是有意识地努力去书写一种新的世界史。假设我们了解并能够想像可能存在许多种世界历史，那么，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位历史学家所做的评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历史方法比环境历史对于人类的相互联系和对于人类与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生物的相互依赖有着更加敏锐的意识，它补充并且常常质疑传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式的历史分析。”
环境历史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将它与其他形式的世界历史做一个对比，就很容易看出它的主要特点。“旧”的历史几乎与自然没有联系，主要与人类的政治活动相关。一旦涉及自然，旧的历史就会将文化与技术的发展描绘成把人类从对自然界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并给人类提供管理自然界的手段。在环境历史上最受关注的刚出版的一篇论著中，作者Donald Hughes(美国丹佛大学历史系)对环境历史的主要任务和方法作了如下概括：
“环境历史的任务是研究长期以来人类与作为其中一部分的自然社会的关系，以便解释影响这种关系的变化过程。作为一种方法，环境历史运用生态分析作为理解人类历史的一个手段，研究其他物种、自然力量和生物圈等多种因素对人类的影响，以及人类活动对非人类生命体和生物网的影响。环境历史学家认识到通过这些方法，地球上的生命系统和非生命系统影响了人类的历史过程。他们也对人类在自然环境中所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这些过程同时发生且互为条件。”
环境历史将生态观点作为方法论原则引入对世界历史的描述中，这成为了它区别于其他形式的世界历史最大的特征。环境历史从这样一个新视角入手，目的是将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存在看作一种生态过程。对于这种观点的方法论的改变，其最基本的争论在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无论人类是否希望，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经济学、贸易和世界政治都在经济学上被称作为“自然资源”的可用性、位置和极限所制约。政治和经济的历史对于地理学、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忽视已经到了相当危险的地步，因为后者揭示了事物的顺序，而前者正是依赖于这种顺序，并且按照这种顺序运行的。
(二)历史与生态的结合
很显然，这种对人类历史的新的理解方法一方面已经超出了对人类目前环境形式的普遍关注；另一方面，由于对世界历史的描述将把生态过程作为主题，它将以生态学作为其理论基础。换言之，“如果世界历史是平衡的、准确的，它将不可避免地考虑到自然环境以及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各种方式”。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可以推测，这种历史解释的新方法试图把历史与生态的深刻见解因某种目的而恰当地结合起来。我们首先考虑两点：第一，新方法将地球当作人类和其他共同体的自然环境；第二，它注意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所有生态系统在地球上都有其一席之地。
环境历史认识到，生态科学理解了地球上人类存在的历史方面的基本含义，因而找到了其方法论的动力。我们也许可以根据以下两个理由接受这一观点：首先，当我们准备要将目前的环境危机理解并解释为生态困境时，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过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以及造成目前这种情形的原因；第二，生态学在研究自然共同体的一系列变化时，其本身也是一门历史科学。
我们越是迫切地希望理解当前的形势，找出控制这种形势的方法，我们就越要好好地应用科学和历史。至少根据我们的共识，这两者有助于我们找到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三)对环境变化应进行解释和评估
就目前的环境窘境和环境历史所采取的方法论立场，对于Hughes和很多其他的历史学家而言，环境历史的论述不仅仅要给过去一个中性的描述，这种论述更应该是可解释和可评估的。这一点，Hughes同其他学者，如William Cronon一样讲得很明白：“历史解释必须考虑到人类是生态系统一部分这一事实。在许多方面人类社会已经发生和即将继续发生的事情，只是一个生态过程。 ”
Hughes没有把“自然”(physis)和“文化”(nomos)绝对区分开。他坚持认为：“从很重要的意义上讲，文化是自然的一部分，因为文化是人类——一种动物物种的产物。”
“平衡”和“可持续”是在解释和评价生态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指导性概念，两者都取自并应用于对生态过程的历史性解释。这就是说，环境历史描述一个生态过程，这种过程有时会趋向平衡和可持续，有时会经常偏离它。但是，运动是始终存在的，过去如此，将来仍将继续。平衡的观点不是用来指一成不变的状态。平衡实际上是一种稳衡态。对环境理论而言，只要不是停滞不前的，就是有用的观点，它必须明确指出生态状况变化的过程。“可持续”在现在的发展修辞学中被误用，它不应表示永远发展的经济，而是指在生态系统可承受、资源不会受到永久性损坏的条件下，对资源的多种利用。在生态系统可承受范围内的一些变化是为了吸收、补偿、保持生态系统的健康。另外，一些变化则超越了这个范围，因而腐蚀、改变，甚至完全破坏了生态系统。有些变化程度之强，以至于可能会影响区域性生态系统，乃至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功能。
要理解人类历史上许多环境描述如何以及为何会对我们造成恐慌甚至可怕的效果一点都不难。环境描述报道了过去很多由人类引起的生态灾难，并且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关于目前环境形势的科学分析数据。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作为判断地球上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以人类居住环境是否稳定(是否平衡)的材料。环境描绘正是如此也必须如此，因为它是环境历史的基本原则，而“将历史置于它的情境”；而对于此情境，J. D. Hughes宣称道：“必须把人类事件放到它们真正发生的情境之中，也就是地球的生态系统之中。”以下的表达同样含有此意：“这里所讲的世界历史是将生态过程作为它的组织原则，将生态情境和环境变化作为最主要的内容。”
二 环境历史和生态危机的起源
起源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激发几乎所有历史调查的关键问题和核心主题。因此，我们很自然也很有必要现在提出(历史)起源的问题，也就是说，对于被诠释成环境窘境的目前环境形势是在何时、何地、如何开始发端的。历史学家林恩·怀特也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1967年，他在《Science》上发表的《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至今仍是这一领域最著名的著作之一，而且他在该文中所给出的答案仍在继续引起不断的讨论。没有人会否认，要了解事物的本质就必须先了解它的起源。我们不可能期望在不了解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本质的时候，找到对其有用的解决方案。那么，关于起源的问题，我们期望从目前已知的环境历史中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呢？
让我们用略微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起源问题，即历史调查应追溯到过去多久才能到达生态危机的起源？此外，我把期待中可能的答案分为三种类型，因为我希望这可以使我们更容易对环境历史的结果进行讨论，并对其进行恰当的评价：第一类可以追溯到现代历史时期；第二类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第三类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
(一)对工业主义及现代化的评论
一种回答是，在始于现代的各种变化和发展中找到我们生态困境的历史起源。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到，在西方许多人把现代理解为标志着与之前有明显中断的时期。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它之后的时间，现代意味着一直持续到当代的连续性的开始，尤其是在科学、技术、工业化、城市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人口增长、自然资源利用的发展和增加的过程中。就我们可以把这些趋势作为目前环境退化的全球形势的主要原因而论，我们可以接受这种对于历史起源问题的回答，它或多或少是有理由的。如果你认为目前的环境形势主要是因为开始于所谓的现代欧洲工业革命的持续的增长、扩大、工业化升级活动的影响，那么你就完全准备好了接受这一解释即生态危机起源于现代及之后而非之前。
值得一提的是，通常现代主义和现代哲学都是后现代主义在当代文化评论方面最喜欢的对象。还有一个相关的观点，一些现代哲学家被认为是倡导世俗化的思考方法、工业主义和人对自然的统治的概念和意识形态的奠基者。最常提到的例子是弗朗西斯·培根的知识理论和Cartesian的物质概念，因为他们提出了建立客观世界和所有的非人类自然生命为没有灵魂的物质的理由。小林恩·怀特也把所谓的“培根信条”理解为“科学知识意为超出自然的技术力量”。
但是关于对起源问题的第一种回答，我首先要提到最具代表性的例子Hans Jonas，因为关于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能力，他一开始就认为，至少在现代之前，对自然的技术应用基本上是表面上的，因此对于自然秩序的平衡稳定根本不能带来任何危险，所以他认为没有理由在现代之前寻找当前生态困境的历史起源。
我们知道，除了Hans Jonas，还有许多其他哲学家如Max Horkheimer、Theodor W. Adorno、Vittorio Hosle、Lothar Schafer，也一直在努力分析在我们看来产生于“现代趋势”之外的所谓的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他们对现代工业主义和对现代化本身的哲学分析，正是他们揭示在实践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生态危机的起源和起因所在。
(二)对基督教的评论
当小林恩·怀特在调查“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时，关于目前的环境形势，他既未忽视也未低估上面所提的“现代趋势”(如科学、技术、工业化)的意义，但他没有把对历史根源的调查限制在现代阶段，而是进一步追溯到中世纪历史，这是他对起源问题的回答不同于以前答案的第一点。他在中世纪科学技术的历史中看到了连续性而非不连续性，这就是他进一步追溯到现代之前的原因。他这么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一开始就认为，如果我们只从技术发展角度找原因的话，就无法完全解释环境变化的起因。因此，为了使理解有意义，就必须把意识形态看成是与物质或技术方面互补的和不可缺少的因素，因为如他所说，“我们对生态所做的取决于我们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人们对生态的所为取决于他们对与周围事物的关系的看法”。
所以，在中世纪历史的调查中，他主要关注了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方面，他努力去寻找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带来了什么后果；另一方面，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人对自然的态度发生了何种变化。
他发现西方中世纪及其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中有许多具有启发性的事件，并且利用它们作为说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态度变化的依据，即从“自然的一部分”到“自然的利用者”。另外，他还把农业技术的发展看作一个很好的例子。公元7世纪下半叶，北欧农民采用了一种新式的犁，和旧式的犁相比，这种新式工具更强大而有效，从长远来看不仅改变了农业管理方法，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其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和对自然的态度。小林恩·怀特将这一变化作如下归纳：
“人与土壤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前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现在是自然的利用者。世界上别的地方没有农民开发过类似的农具。这些北欧农民的后裔如此大量地创造了现代技术，同时又如此无情地对待自然，难道这是个巧合吗？”
小林恩·怀特一开始就看出生态和宗教之间有很强的联系。他这样表达他的信念：“人类的生态由我们对自然与命运的信仰即宗教来决定。”他提到中世纪基督教史上一些时期，并且引进了一些基督教义和神学概念。然后他努力把这些阐明为有助于形成下面的西方文化的思想态度的强大影响因素，即相信永久的进步、人类有理由统治自然、人与自然的两重性、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世俗化的科学自然技术观及其他。关于基督教的基本特点和它与自然和科学的关系，他强调以下结论特别值得一提：
“基督教战胜邪教是西方文化史上最伟大的精神革命……通过摧毁邪教的动物主义，基督教使人类有可能在不关心自然物体的情感的心境中利用自然……人类认为，与古代的邪教和亚洲的宗教对比，上帝在很大的程度上凌驾于自然之上，不仅建立了人类与自然的二元主义，而且坚持认为人类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自然是上帝的旨意……现代西方科学被置于基督教神学的策源地。宗教奉献的动力论由创造基督教义塑造，给了它推动力……我们现在关于自然的科学和技术很传统，带有基督教的傲慢色彩，因此不能单独从中找到生态危机起源的答案。”
尽管做出这样的基督教评论，他并不认为我们应该完全放弃基督教或任何其他宗教。他反而得出结论，光有科学或技术不能解决问题，生态和谐以及与自然的平衡共存必须得到一定宗教方向的补充。就基督教而言，他会让基督教信仰的替代形式依然存在可能性，就这点而言Saint Francis of Assisi是他最喜欢的例子。
(三)关于人类生态生存的深入而广泛的概要
如果我们以Clive Ponting，John R. McNeill，尤其以J. Donald Hughes的作品作为新近出版的环境历史著作代表，我们就可以从中领略到一个人类环境历史的概要，它包括了整个地球、甚至整个大气层的从祖先打猎群居的史前时代到现代的一段时期。关于生态困境的起源或历史根源，这些历史没有忽略所有的随意因素，前两种答案的倡导者认为这是有理由的。所有那些环境灾难都是由现代及当代工业化、城市化、人口过多、对自然资源的使用逐步上升和许多其他原因引起的，对此他们也给出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性解释。但是在下述观点中，他们的回答基本上不同于前两种。
前两种回答的基本特点可概括为如下几点：那两种答案的倡导者集中关注了主要由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典型趋势引发的影响；甚至当他们追溯到现代时期之前时，他们只想寻找有发展连续性的同样趋势，这种连续性更加深入，比如进入到中世纪历史；虽然他们深深地关注这些趋势实际的和可能的结果，并且甚至谈起这些趋势可能引起生态危机的后果，他们仍然将这些趋势解释为在许多方面的发展活动；他们没有提及由人类引起的生态灾难而导致或伴随而来的文化衰退或农业崩溃。这使我们得出结论，他们的历史观点仍然由现代主义、工业主义、欧洲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和发展的历史解释来决定的。
对于前两种回答的倡导者来说，在环境历史的方法论方面，生态活动并非他们调查的主要目标。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诸如农业溃败的历史事件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以及为何当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灾难性的环境形势没有得到他们的考虑，而这些无疑会清楚地解释生态危机的起源。
和前两种回答相比，关于生态危机的历史起源，上文所提到的环境历史讲述的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一些学者说，他们的调查甚至追溯到10000～12000年前甚至更早开始的所谓的农业革命阶段前。他们注意到即使在原始农业时期，人口突然增加或过度放牧也会引起农业可持续性的瓦解。环境历史学家注意到，至少从大约公元前9500年起，由于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失败，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多瑙河河谷、印度河谷和地中海盆地周围许多其他地区的许多早期文明不得不经历严重的农业崩溃或者甚至是致命的衰退。在大多数情况下，砍伐森林、土壤侵蚀、土壤盐碱化、过度放牧、沙漠化、气候变化和人口过多是引起灾难的主要原因或附属原因。就是说，人类对环境和生态可持续性的瓦解对许多现代工业化之前，甚至基督教兴起之前的文化衰退和崩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必须假设对于生态危机历史起源的探究有必要追溯到人类农业的第一次历史时期，并且这也是环境历史在许多方面所强调的。除了许多其他新产生的起源外，这种起源现在仍然存在，将来也必然存在。上文提到的生态危机的事例不仅发生在古代，它们也发生于整个中世纪和现代历史中，并且依然正在全世界几乎每一个洲发生。我们都知道并深感忧虑，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崩溃的农业和经济，与诸如森林滥伐、土壤侵蚀、沙漠化、气候异常、供水不足等之类的环境毁坏不无关系，或者甚至可以说是由其引起的。所有这些都是引起许多过去古老文明衰退的因素，并且在当今仍然在许多国家引起如饥饿、贫困、社会分裂、政治冲突和许多无辜生命的死亡这些最悲惨的情况发生。当然，这种生态失败不仅限于第三世界，甚至许多高度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也有相同或相似的问题，或者它们将来会有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考虑到从19世纪下半叶起除南极洲外所有大陆的滥砍滥伐，在美国、中国、中亚、中东、非洲等出现的沙漠扩大、灾难性的沙尘暴和类似现象。
三 结论：环境历史中隐含伦理
地球上生态变化的总体历史不仅告诉我们环境危机的历史起源，而且能在生态方面提供人类在地球上的状况的全面描述。它的全面性可追溯到史前时期，不仅包括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及其环境问题，而且还包括欠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被严重破坏的生态形势。强调生态环境与农业深远的根本的联系，而不忽略或低估其他现代工业和城市化的影响，是一种平衡的世界环境历史。它也解释了我们讨论的世界环境历史是如何完善我们已有的关于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的知识。
这个大致的历史理解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重新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此外，我们未来的行为将更重要地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在这一点上，环境历史将会并且应该对我们的未来有很强的伦理意义。这里隐含的伦理学有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指向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另一个关系到我们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
人类生态主要关注我们对局部和全球生态条件的依赖，这正是我们应该把过去的历史置于生态环境中去看待的原因。我们对环境的依赖意味着所有的自然生命如土壤、空气、水、森林、树和草以及地球上所有其他的植物群落，相对于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而言的人类都有生存价值。认为文化、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有一天会将我们从对这些资源和星球的生态状况的依赖中解放出来，这是幻想、梦想或仅仅部分正确。我们不能仅仅关心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能达到什么程度。以应用于人与自然的关于二元论语言说，对关于是否要把环境作为客体来保护，人类不是唯一的主体。对我们而言，把自然当作能否保障我们作为生态系统中共存成员另一主体和同伴来似乎更重要而且非常紧迫。
就生态危机的起源或起因来说，我们整个人类都在同一条船上。虽然听来令人啼笑皆非，但似乎仍然有必要问一声，我们是否需要更多的知识或更多的伦理，以便使未来的生态更稳定或环境更具可持续性。总的说来，发达国家的人民应该比欠发达国家的人民具有更多的知识，并且以他们的科学、技术、经济能力和政治影响，他们一定更有能力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生态困境。对于全球性的环境问题现象如酸雨、全球变暖、平流层臭氧空洞和气候变化这些影响整个人类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发达国家的人民应该更有责任。这里必须一并指出，所有目前欠发达的国家一定有同样的发展他们国家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的愿望，他们将采取和发达国家过去采用的同样的发展目标和标准吗？那么结果将是什么呢？
当我们开始本讨论时，我们已经从新的角度把环境历史作为一种历史过程描述过，它不同于其他各种历史，如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等等。现在，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环境历史及其伦理意义必须和其他的政治或经济历史结合在一起，并且已经对它们产生了影响，于是我们在认识人类相互之间以及与我们星球上各种植物群落之间的政治、经济、伦理和生态团结的一致性方面取得了进步。
